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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读后感: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发布时间:2017-10-26 17:51:53 阅读:

写作于1874年的《九三年》是雨果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在这部以法国大革命高潮——1793年为背景的史诗般的作品中,糅合着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悲剧精神各种并存的激情,并通过作者极具张力的叙事释放出惊心动魄的魔力。

小说描绘了法国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的那段恐怖而壮丽的岁月。在这阵荡涤陈旧世界的狂风暴雨之中,人与过去时代之间的联系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所割裂,催生出各种道义的殊死搏斗,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无限沉思。在这部小说里,雨果以高度象征化的手法创造了三位诗式英雄——旧式贵族、保王势力的统帅朗德纳克侯爵;从教士化身为革命导师的西穆尔丹;以及从贵族后裔化身为革命军人,沉思于人类未来的青年郭文。

在这三个巨人般的身影上,私人感情被缩略,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成为人格的主体,从而成为不同道义立场的传声筒。朗德纳克是封建君主时代的守护者,西穆尔丹是九三年恐怖革命的推行者,这两个冷酷无情的人象征着过去历史与革命时代的交战。而郭文虽然充当九三年革命的工具,在精神上却是一位属于未来的思想者。朗德纳克是叔祖父,西穆尔丹是导师,倘若说他与他的家族作战,那么他事实上也与他精神上的父亲作战。透过郭文的声音,雨果试图反思大革命的暴力,寻觅道义与历史之间独特的矛盾及张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小说史上固然存在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赋予《九三年》以一种特殊的浪漫禀赋,并令其成为小说世界中最具悲剧诱惑力的杰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最后余音”。

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品质与行动的理解,则不难约略窥见隐匿在表层叙事之下的三重世界——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在决定人物行动及命运的同时,亦触发小说对主体自由的追问:即个人在道义抉择上究竟受制于历史还是顺从于激情的问题。本文将由人物设置的象征性出发,以“三个孩子”所触发的道义抉择为关键,理解人物自我毁弃的悲剧性,以求对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的关系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解答。

一.力的交战——朗德纳克与郭文

在雨果的笔下,这两位完美的军人出自同一支世袭贵族,一方是白发苍苍的叔祖父,一方则是青年的共和国军人。在两人的象征性对立中,朗德纳克代表了黑铁般的封建秩序,郭文则代表着革命事业中的仁慈与光明的部分。

这是由新旧时代所铸造出的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

出于刻意设计,侯爵与子爵有着亲密的血缘,并且是他童年时代的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两人关系的决裂象征了革命对于封建血统的冲击——陈旧的血缘联系被僭越,从而令现代与传统作战,黑发者与白发者为敌。小说的高潮部分,郭文率领革命军将朗德纳克围困于祖先的城堡,更是将这种对峙的象征含义深化,即革命意味着于人类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它将自我放置于祖辈、父辈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对立面,随后向着那扇黑铁所铸的城堡大门开火。

正如两人所奉行的原则——“绝不宽恕”,朗德纳克与郭文的对决始终冷峻、庄严而富于血气,这种战场上的军人禀赋,无疑可视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独特关系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保卫国王与保卫共和国实际上是同一种事业,它们都受到激情的推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纳入一种历史的呼声与判决中去。换而言之,在郎德纳克与郭文的战争之中,人是抽象的历史本质所诱惑的对象,私人道义与历史的界限在指挥官的身份中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形象被精准地嵌刻在两具高贵的军人的塑像里,作为战士他们奋不顾身;作为统帅他们果敢无情;作为演讲者与鼓吹者他们才华杰出。但这些相同的军人禀赋,却在不同的历史呼声中彼此为敌,使个人成为历史无意识的工具。正是原本这种冷峻而简单化的对立状态,为小说在关键时刻的情节急转孕育了巨大张力。

二.青铜面具的两面——朗德纳克与西穆尔丹

假如说侯爵抚养了童年的郭文,那么西穆尔丹则扮演了郭文的精神之父,最终,与侯爵作战并最终将他逼入绝境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过去历史和当代历史相互争夺着未来,胜负的结果不言而喻。换而言之,西穆尔丹通过塑造未来世界的主人翁,获得了这场白发者之间的战争的胜利。

与郎德纳克与郭文的对比不同,在郎德纳克与西穆尔丹之间,并无军事统帅的血气之争,而是上演着两种大写的道义立场的交战。一方是对君主与等级制度的狂热信仰,对平民的冷酷无情;一方是对革命暴力合法性的许诺,和对普罗大众的清教徒式的悲悯。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性格中所藏的一组深刻的人格共性。

“侯爵和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人。内战的青铜面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但两个同样可悲。”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十一章

他们朝向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是由同一种材质所铸造出的人。激情是道义与历史的中介,它诱使作为道义主体的个人与某种历史本质相结合,而在侯爵和教士的身上,这种结合达到了最致密的程度。假如说在郭文的身上,明显地存在于时代不相容的特质,那么,这两位白发者则更像是传统与革命这两种意志本身。

这是两位恐怖的白发者,他们仿佛生而站在私人情感的对立面上,纯粹为理念而存活;这又是两个在真理的信条上天真而不假思索的人,他们对于自我准则有着异乎寻常的践行勇气;他们善于布道,冷酷无情,在各自阵营中扮演着威严与裁判,在对方阵营中则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魔鬼。他们绝不令亲情和友爱僭越于自身的原则,侯爵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则签署了死亡的判决书。唯一的区别在于:朗德纳克不爱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历史;而西穆尔丹在卫道的同时,又将心灵的热爱倾注在郭文的身上。因而,侯爵仅仅是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在签署郭文的死亡判决的同时,却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结束。

三.真理的两极 ——西穆尔丹与郭文

在西穆尔丹与郭文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穆尔丹赞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郭文的悲悯却跨越阵营的界限,这出于他对于人类苦难更温柔的审视。他宽容战士、僧侣和老弱妇孺,反对革命之路上的重重血污;他的目光更加深远,直抵星空与未来。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可是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一颗心给劈成了两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实,郭文接受了西穆尔丹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郭文似乎得到了半颗白色的心,而西穆尔丹留下的那一半几乎可说是黑色的。”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雨果将两种不同道义立场的声音,分别注入了郭文与西穆尔丹的话语。两人的第一次长篇对话,出现在第二部《在巴黎》第二卷的第七章,这一章里,西穆尔丹开始惊诧于这位学生与他之间的道义鸿沟。在这些对白中,话语的节奏如同“利剑与斧头的对话”,更不断显现出郭文在个人道义上的独立。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使他们感到害怕。……推翻王座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这段郭文的陈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他看到了革命血腥对法兰西的危害,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人道为准绳的更理想的共和国。这在雅各宾时代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的话语,因此,西穆尔丹忧虑地回答道:

“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要亲,你要小心!”

——也许是无法反驳的缘故,他退出了道义的对峙,而退回到他对郭文的爱中来。

但接着他又沉思着补充道:

“在现在这种时候,怜悯可能成为叛逆的一种形式。”

——这句话意味着他又回到道义的对峙之中。西穆尔丹永远无法超越于原则的界限。

革命的原则与私人情感上对郭文的慈爱,是翻涌在西穆尔丹内心中的两股巨浪。后者是一种危险而温柔的、具有皮格马利翁色彩的爱,是这颗铁铸的心灵中唯一“未被冥河浸湿的一角”。 因而,当他们各自的原则彼此仇视的时候,尤其是郭文因释放朗德纳克而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极为深刻的象征性含义便出现了——即道义本身出现了分裂:私人情感上的道义作为一种牺牲品被僭越了,取而代之的是断头台,一种从属于历史的、更具表面道德优势的的道义。

四.论“三个孩子”对新的道义抉择的触发

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被侯爵挟持为人质的三个孩子,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叙事的进程与结局。童年象征着一段抹去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它和城堡的炮火、时代的交锋之间永远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唯有孩子才可能消解在英雄们身上汇集的所有历史迷雾。

尚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没有干过坏事,他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洁白无瑕,天上的众多天使存在于幼小的孩子身上。

——第三部《在旺代》;第六卷;第二章

从而,孩子扮演了一种崭新的、富于人性的道义抉择的触发者。《九三年》用最后三卷的篇幅,描绘了这一系列抉择的诱发、过程和结局。

第五卷:郎德纳克的溃败;图书馆的纵火;孩子的险境;四千名士兵的束手无策;郎德纳克调转回头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与郎德纳克的狱中对话;沉思的郭文;释放郎德纳克。

第七卷:军事法庭;判处郭文死刑;西穆尔丹与郭文的狱中对话;郭文被送上断头台;西穆尔丹的自杀。

以郎德纳克、郭文与西穆尔丹的依次抉择为中心,道义产生了其自身的分裂。换而言之,在人物与历史本质紧密结合的空隙之处,出现了道义抉择的偶然性,服从于崇高历史的道义与私人领域的道义终于面临着分道扬镳。而激情作为一种触发抉择的动力,则显示出其偏向于后者的本质。

当侯爵逃离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围困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他身上被历史迷雾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觉醒,于是他选择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则成为了郭文的阶下之囚。人们似乎有理由质疑这一举动的真实性,但是,出现在这位英雄内心的骤然急转却可能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亲眼目睹孩子在火光中的呼救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极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动立场产生剧烈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他暂时不再扮演其崇高的历史角色——法国封建势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种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与勇气的场景所支配,从而作出摆脱于历史迷雾之外的道义抉择。

侯爵这一出乎人意料的举动,令郭文的内心激起了更为剧烈的波澜。在郭文内心声音的交战中,蓦然出现了革命的原则和人性的荣誉之间的矛盾。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必要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处死敌军领袖;然而,一个英勇的拯救行为却横亘于他和真理之间,人性上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杀死一个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虏,因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类在未来建立善良法则的可能性,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义性彻底坍塌。

郭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因为眼前的革命历史负载着巨大的荒谬,而他必须给未来留出广阔的星空。正如小说中所说——“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历史的迷雾在郭文眼中缓缓消散,于是,他选择释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给了军事法庭。在这一刻,历史本质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着人作为道义抉择的主体重新获得自由,西穆尔丹和郭文的共同阵线此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侯爵与郭文的道义抉择向西穆尔丹发出的微妙挑战。

至于西穆尔丹,也许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尽管也存在理性与激情的矛盾,但他却最终成为唯一未能跨越理性的历史原则的人,因而在小说的结尾,他只能以举枪自杀来弥补判决郭文死刑的悲痛。在西穆尔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两重化了,他的举动成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显示出残酷无情的面目,把最为可爱的人物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在他的身上,历史的迷雾也在缓缓散开,那种在侯爵和郭文身上获得胜利的东西也获得了一种的胜利。然而,这又是一种无比凄凉的胜利,因为这个在流血中进步的时代迫使它以最高贵的人的死为代价。也许,惟有当我们顺着郭文的忧郁目光看向他所说的“未来”的时候,才能够确信这种胜利的价值。

五.论三位英雄自我毁弃的悲剧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其随笔《帷幕》( Le rideau )中,对《九三年》的三位诗式英雄评述道:

这是三个正直的人物,任何个人利益都无法使他们离开正确的路线,于是我自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丝怀疑,没有一丝犹豫,难道不就是因为愚蠢吗?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来的愚蠢?一种忠实地伴随着他们的愚蠢,正如从前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随他们的英雄们,直到死亡?

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它与“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处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阴暗的光线中,还是在历史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帷幕》;第六部分《撕裂的帷幕》;第五节

对于雨果这位激情型的作家,昆德拉素无太高的评价,但这段评论却蕴涵着某种独到的精确。他在小说的背后发掘了重大秘密,即在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之间存在着一组独特的共性——他们为道义而殉难的精神、对历史的责任与正义感的虔诚是同等的,他们纯粹得如同从史诗中走到当代里来的古代英雄。他们与历史本身含混、破碎的非诗性原貌并不相容,而是被置身于一个异常诗化的、英雄角力的场景之中。在强烈的悲剧精神的诱惑之下,无论是作者,还是如笔者般的读者,都难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这一诗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争,坚定的信仰,毫无犹豫的牺牲,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价值的博弈。

三位人物作出最后抉择的共性,是他们都听任私人道义立场上的“善”超越于自身的历史本质。这些抉择都表现出对激情的顺从,以及一种自我毁弃的悲剧色彩。尽管在西穆尔丹那里,理性也曾战胜了激情(处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杀却依旧宣告了其对自我毁弃的悲剧性的皈依。

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一词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它必然发自悲剧人物的主动抉择,体现为一种僭越性的行动。并且,主人公往往预知其行动所孕育的可悲后果,其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不惜以自我毁弃的代价彰显个体的尊严、道义或激情。最后,这一受难的行动又往往催生出某种具有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消亡的虚空,正因于此,悲剧才具有引导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谕和净化的功能。《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显作者道义裁判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三位诗式英雄的主动抉择与自我毁弃中,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深处的道义和激情的赞许。在侯爵的身上,发自天性的怜悯之心战胜了求生的本能与历史的责任;在郭文的身上,出于直觉的正义感战胜了作为军人的原则;在西穆尔丹的身上,历史的道义摧毁了他自身,他最终用自杀证明了他对郭文的热爱,从而完成了“西穆尔丹的悲剧”。

不难发觉,雨果赋予整个小说的结尾以一种肃穆而壮美的氛围。郭文被判处死刑之后,他静候着黎明的死亡,在监狱中与西穆尔丹作最后一次倾心长谈。这段对话之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微妙的逆转:这位即将死去的诗人与探险者,滔滔不绝地发出对革命与历史的深思,沉浸于对人类未来的美妙空想,他最终赢得了争论,赢得了一切——无论是炮火的战争还是道义的战争。这段动人的对话被特意安置在人物注定被处死之后,顿时催动了悲惨与喜悦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悲剧所独有的雄壮与欣快。而在小说最后的行刑一幕,作者将断头台设置在晨光微露的旷野,并以两个灵魂的飞升与混合来比拟郭文与西穆尔丹之死,则又似乎是一种对高贵灵魂富有激情的颂歌,以及对未来历史的无穷期许。

结 语

九三年是一个历史舞台。朗德纳克、西穆尔丹和郭文,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身戴各自的面具与战袍在舞台上交战。同时,这三位对立的诗式英雄,又处在某种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的历史迷雾所包围。这一迷雾,如同人类历史上诸多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样,令人物成为抽象的历史本质的工具,而在道义的抉择上渐失自我的主体性。

激情作为道义与历史的中介,一方面诱使个人与普遍的历史本质相结合,一方面又表现为道义抉择的自由性与偶然性。《九三年》拥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与欣快的风格,它用急速的节奏将小说推向顶峰,以三个孩子为媒介,将三位诗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义抉择的决定性时刻。最终,他们以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形式自我毁弃,终于换取个人道义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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