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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的时代背景:平安时代

发布时间:2017-11-02 00:09:53 阅读:

《罗生门》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时代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的佛教禅经的故事。《今昔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桓武天皇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天皇统治时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终于法律明定废除奴隶制。

在军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从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儿制”.桓武朝改革使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徭役负担相对地有所减轻,奴婢逐步得到解放,这应视为班田农民和奴隶长期以来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东北虾夷地区,第三次时任命坂上田村麻吕(公元758年—公元811年)为征夷大将军,延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吕率军4万往征,确保了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在此筑胆泽城置镇守府;803年又在胆泽城以北筑志波城,从而巩固了这个地区的封建统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羽开拓疆土,势力达到能代川流域。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朝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这样,桓武之后的几个天皇企图通过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为重建和维持动摇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公元9世纪,班田制已难以推行,征课庸调已无意义。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从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间甚至没有举行过班田,而从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经历了53年的岁月。

田堵制的出现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于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公元12世纪,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纪,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封建经济的发展

公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着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高,从前国家从农民那里充其量只能收缴产量3%的租,而现在庄园领主却能够从名主那里征收产量30%的贡租。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菜蔬)多达70种⒁,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着发展和普及。

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问”一类的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摄关政治的出现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着,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平氏政权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己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平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赐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应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源赖朝在相模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坛浦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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