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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虚笔记》简介/主要内容/讲了什么

发布时间:2017-11-06 21:56:12 阅读:

该书的故事是从“死亡序幕”开始的,即画家的妻子O服毒自杀,引出了O与Z的颇费猜详的关系,引入了Z在儿时的“童年之门”、也是好几个主要人物的童年之门。这个开端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此在”是一种“先行到死”的存在者,即人能以死为目标和终点来筹划自己为一有意义的过程。女教师O虽然并非一开始就由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来筹划自己的一生,而是守护着自己童年的理想,毫无筹划地忍受着命运的苛待;然而,只有当她最终把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计划来筹划并自由地实施出来时,她的整个人生的意义才第一次被照亮了。她向世人也向自己表明,她终生守护的那个纯情的理想不能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是个残酷的、无情的、撕裂温情的东西;她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假装天真幼稚地守护下去了。于是她以自己还算年轻的生命,作为牺牲,献给了这个童年理想的自我冲突。

O的童年,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女孩子,她的天真、单纯、善良、正直的天性和良好的家庭教养,都使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善意。当出身于农村的少年WR第一次到她家里来玩的时候,她表现出的那种童真的喜悦能使每个大人都被打动,如果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也许还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读着这些地方,总感到作者一边写,一边在含泪地微笑。他实在是描写这种儿童语言和儿童情趣的顶尖高手(可参看第208—211页,又参看第50—51页)。而当他写到O与WR的青春初恋时,那些优美、羞涩、柔情的对话(仅仅是对话!)更是如同一场净化心灵、净化整个世界的甘霖。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在恳求中,允诺中,婉拒中,在互相的惊异、叹赏和沉默中,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那心房的颤动像音乐一样,和着窗外的细雨声在悄悄弹拨。这是大自然的神秘,也是心灵的奇迹。能用如此纯净的语言、特别是女孩子的语言这样生动地描述初恋的神秘激动的作家,除了史铁生再没有第二个了。我仿佛看到他含泪的眼和颤抖的笔,但这次不是微笑,而是虔诚(可参看第219—223页)。

美丽的初恋事实上是永恒的,就像那只白色鸟(这一意象贯穿全书)。一个人要从这种虔诚中超拔出来也是极其困难的。不,我说的是“超拔”,而不是“放弃”。人类永远不能放弃的是青春的激情,永远不应忘怀的是初恋的纯真,这种瞬间闪耀出来的理想光辉,正是照亮人们人生旅途中漫漫长夜的火把,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然而,只有见过并忍受过了太多苦难的人,才有力量一面保持着对青春的虔诚,同时又超拔到一种大悲悯大智慧的精神境界,对上帝或命运将这一对恋人强行拆散的那双巨手表示理解。青春的激情是超时空的,自从有人类以来,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都会在身体发育的一定阶段获得这一大自然的慷慨赠品。但只有通过青春激情进入一种独立人格并摆脱了未成年(被监护)状态的人,才能将这一赠品雕刻成人类最美好的艺术品——光辉灿烂的爱情,才能使它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神圣的内驱力。但O与WR并没有达到这种自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没有这一说,他们只是一种传统的“青梅竹马”的关系,他们把青春激情儿童化了。没有人提醒他们,也没有人教给他们:能够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起码标志(马克思也说,根据男女之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可以放弃一切,但永远不能放弃爱。爱既不是纯真的本心(童心)的守护,也不是可以牺牲的幼稚的错误,爱是追求的“力量”。无力的爱不是爱。

当WR由于“思想犯罪”而被发配到边疆去时,他们的这种青春的激情就被彻底地否定了。确实,我们不能说WR已经不爱O了。即使12年后WR回来并拒绝了O的爱时,也不能这样说。然而,当WR登上西行的列车时,他们的爱就已经被牺牲掉了,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O仍然执着地要求WR记住她的地址,WR却知道,童年式的两小无猜的爱是一去不回了,从那一天起,他“长大”了。所以当O说“我肯定能把新地址告诉你”时,他的回答是:“不过我不会把我的地址告诉你”(第227页)。从某种意义上说,WR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所理解的爱正如O所理解的一样,也是儿童式的纯真,这种爱没有上升为成年人的成熟的热力,是无法承受社会生活的暴风骤雨的。所以他作为一个长大了的成人,十分明智地切断了一切青春的幻想,他自认为、并且确实也是为了他所爱的人“好”,这是符合我们通常世俗道德的高尚行为。但这一切是建立在对青春和爱情的贬低之上的。被贬低了的爱,作为少年时代的幼稚和孩子的梦幻,在残酷现实面前是那么无力甚至不值一提,只有永远停留在“美丽梦境”中的孩子如O,才会执着于它,那悲剧是必然的。直到他们十多年后重逢,O才逐渐明白:“当她在漫长的昨天期盼着与WR重逢之时,漫长的昨天正在把WR引向别处”(第334页),即引向一个成人的、政治化了的、无爱的人间。WR在大西北劳改地,确实懂得了很多事理。首先他懂得了孩子式的激情(也包括他的初恋)的徒劳无用。“童话是没有说完的谎言”(第337页)。其次,他懂得了“只有权力,能够真正做成一点儿什么事”(335页),他要抓住我们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把柄。最后,他树立起了自己人生的目的,或者说理想,就是不再有任何人像他一样被“送到世界的隔壁去”,与这个世界隔绝起来。这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所唯一可能有的道德信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抱负”。于是他从大西北回来后,决心从政。经过了生活的磨炼,他当然懂得了政治的肮脏;但他决心投身于肮脏的权力斗争。为此他拼命攻击灵魂的圣洁,而为“灵魂的穷人”辩护,自认为是这些穷人的拯救者和代言人。他的这一套的确非常适合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抱负”听起来也比那种小家子气的个人情感要更加博大恢宏,具有牢不可破的价值基础。这实际上也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的现代体现。可是,正当他滔滔不绝地宣讲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所向披靡的时候,冷不防“我”向他提到了O,并质问他:“你真的是不爱她了吗?”他立刻楞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第341页)。他毕竟看过许多外国书,读过《牛虻》,他无法欺骗自己的心。但他仍然想用理智(天理)来克制自己的情感(人欲):

“我只是想,怎么才能,不把任何人,尤其是不把那个看见皇帝光着屁股的孩子,送到世界的隔壁去。其他的事都随他去吧,我什么都可以忘记,什么都可以不要,什么骂名都可以承担……”

“我”则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伪善:“这么说你才是一个圣洁的人,对吗?”他不承认。但他越是不承认,越是标榜自己将来会“遗臭万年”,就越是说明他与他所攻击的那些“圣洁的人”、精神贵族没有两样,甚至比那些人更加“圣洁”。因为“遗臭万年”在他那里被作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伟大牺牲。他牺牲了“个人的”荣誉和爱情而结了一门政治婚姻,为的是更有权力来拯求人民,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水平无与伦比!

他骨子里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卑鄙,他深思熟虑地想过:“我是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是不是必须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是不是敢于作一个被人斥骂为‘无情无义’的人?”(第336页)他一直是一个诚实而大胆的青年,现在还是;他的伪善决不是性格上的,而是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这个文化要求每一个想要成为人的人首先成为非人,要求每一个想要救别人的人首先扼杀自己;而结果是,每个人既不能成为人,也不能拯救别人,因为一个扼杀了自己的非人到头来什么也干不成,只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我们的文化却许诺说:天将降大任于你,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当然不是说,要你泯灭良知,心狠手辣;但一个人一旦把自己当作“天命”的纯粹工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一切冠冕堂皇的“抱负”就都成了空头支票。所以WR必然会在他的仕途中遇上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如果你被贬谪,你就无法推行你的政见;你若放弃你的政见呢,你要那升迁又有什么用处?”(第553页)他中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圈套,这时好像才真正从“世界隔壁”回到了人间,从他那井井有条的逻辑理性中感到了某种说不出的悲哀和荒诞。

WR后来和长得很像O的女导演N私通,他是把通奸作为爱情的代用品,把N作为O的替身。他吃够了诚实的苦头,发誓不再“允诺什么”。他知道自己已堕落为一个无耻的骗子,但他仍然自欺欺人地为自己保留下最后一点“诚实”,即他把自己的堕落作为一面警示牌,去维护人间的道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有什么人像我一样,因为我他们不会再像我一样……”(第560页)他,这个诚实而大胆的人,终于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本性中最终的虚伪、根本的恶,却无论如何要把这种恶理解为善的工具,把自己的人格理解为天命的工具,哪怕是多么可怜的工具!

WR在某种程度上与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有些类似,他们都诚实而深刻,都吃够了政治文化的苦头,都为了投身于这个政治文化并改造它而抛弃了爱情(爱情在他们都相当于一件珍贵的收藏品,可用来交换更贵重的东西),最后又都以婚外恋和性乱作为心理缺损的补偿,却仍然将这种堕落标榜为救世或警世的道德手段。他们都从少年的真诚一步步无可救药地迈入了伪善。不同的是,张贤亮无条件地认同和美化他的人物章永璘,包括章永璘的动摇、困惑、软弱和伪善,并为之辩护;史铁生却以批判的态度超越了WR,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WR内心的矛盾之症结。在这里,没有任何自宽自解、自我原谅,更没有自怜、自恋和自我欣赏,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悖论的冷静的观察、分析,及对这种政治文化借WR之手扼杀青春、摧残爱情的深深痛惜。更重要的是,史铁生没有把这场悲剧单纯归结为外在命运,而是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灵结构,即他们(WR与O)双方对爱情的理解的幼稚性、不成熟性,这注定使一方(WR)为了成人的事业(政治、仕途经济)而牺牲甚至践踏爱情,成为政治文化的帮凶,使另一方(O)成为幼稚无辜的孩子、独守空闺的“怨女”。也可以说,张贤亮是在回忆中写作(张炜也说:“写作说到底更多的是回忆”,见《九月寓言》第359页),他立足于现实,所以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现实并没有给他提供对或错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反之,史铁生则是在可能世界中写作,他立足于可能性,不断地走向可能性。他并不“塑造”他的人物,“我经过他们而已”,他们只是“我的一种心绪”,“我的心路”(第347页)。他说:

“我不认为只有我身临其境的事情才是我的经历……,我相信想象、希望、思考和迷惑都是我的经历。梦也是一种经历,而且效果相同。”“因为它们在那儿纺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第348页)。

换言之,张贤亮(还有张炜、贾平凹、王朔、顾城等等)是在展示自我,标榜自我,唯独史铁生是在可能世界中“寻找自我”。他并不预先知道自我是谁,本心是什么,他只是把人们自以为是本心的东西摆出来、展示出来,然后批判它,超越它,“经过”它。他的人物“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第347页),他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但只有经历过所有的人物,即“诸多部分”的“总和”,才是他的“我”。然而他既然是他的每一部分,他又如何能预先知道这些部分的“总和”呢?哥德尔定理说,“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第84页)。所以他不能满足于、停驻于任何一个部分,他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去努力寻求那全体的完成了的自我。这才是他实现出来的自由和自信。

于是,在女教师O这条线上,史铁生首先是O,然后是WR,他超越了O的幼稚而变得成熟甚至过于成熟(老练);然后又超越了WR,揭示出WR的所谓老练在政治权力场中是多么幼稚可笑,于是进到了Z,一种少年老成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仍执着于儿童时代的印象,但已较之O高了一个层次。这三个人物恰好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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