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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再谈《寒夜》:替知识分子讲话

发布时间:2017-11-13 19:35:51 阅读: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

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

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

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壁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壁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壁把纸型带到上海。

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我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习。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象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象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给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

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本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

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

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大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①的。我最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

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

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象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

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象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握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

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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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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