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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写作背景:云南知青

发布时间:2017-11-14 18:58:08 阅读:

下乡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

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至1800万之间。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很多年后,《天涯》杂志在“民间话语”栏目中刊出一份橄榄坝农场知青的揭发信(出于对环境的考虑,没有写时间、写信人的姓名)。

我是北京知青,来西双版纳近10年了。这10年中给我带来的却是冷酷无情的精神摧残和疾病,带给肉体的折磨,至今不愈。

我曾患肝炎、慢性结膜炎及视力差等症。有时候病的实在难以坚持劳动,但请病假,领导不批,硬让我坚持劳动,还给我规定定额。如完不成,领导就扣工资。有病的同志申请办病退,长期拖延不予办理。如今七十四号文件出来了,使人感到心寒得很。我父母74岁就退休了,按文件精神又不予办理,有的人可办“困退”顶替。我哪一条也沾不上,只好在这里活受罪。与其在这里受罪,我看倒不如在北京坐牢!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天知道被谁贪污了。

对于上山下乡,我没啥意见,但是轮到哪个上山下乡,就让哪个呆一辈子,这怎么使人受得住?当兵的可以复员,医疗队的医生可以轮换,干部不再被赶到“五七干校”了,“五七干校”却成了安排知青的场所。知识分子解放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曾以反共为职业的战犯都释放了,让他们与亲人团聚回家;六二年窜犯大陆的美蒋特务也释放回家和亲人团聚,难道我们的身价连人民的罪人都不如吗?国家国民经济有困难,许多知识青年不能在家乡就业,然后却把这些危机及困难全部转嫁到我们这一部分知青的头上,我实在想不过。如果采取轮批调换,才合理。

有的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调回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XX就把他的儿子调回去了。诸如此类事实在不止一件,尤其是八场,此类事不少。如果你们调查一下就明白了。

这里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分公款。比如以八分场党委书记杨某为首的八分场干部,把一部分补助困难工人的补贴全私分了。八分场的干部几乎每天分到几十元(分场干部在七六年的事)。

有的干部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处世狡猾又奸险,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压知青,制定土政策文件,却冒充中央精神。

以前跟“四人帮”跟得特别紧。“批邓”的哪个地方都卖力气,大肆树朱某(指朱克家)这类政治爆发户。

知青探亲超假车费不予报销,超假几个月即降为临时工,一天八角钱。有病的人和强劳动力规定一样的定额。有病坚持不了,队干部不批病假;如休息算旷工,又扣工资;群众越级反映情况,受到场地领导层层制压,他们层层互相包庇,因此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去请愿罢工,我们要民主、要人权,不要专制。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如果你们能体验一段时间,就会彻底了解我们。

领导同志在政治上对知青不关心,一贯采取欺骗与压制。生活上也不关心,我们除了吃不上菜和油肉之外,劳动回来常常要自己做饭,因每月发给大家八斤面粉,只好自己做饭。我们名义上是四十斤定量,但其中八斤是老玉米粒,这种原粮让我们怎么吃?农场几乎没啥福利事业。自己农场的车船,都要收费乘车。农场自己生产的肥皂及橡子油却随意涨价。在农场招待所所有的住宿费也上涨,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自己吃用也要收钱,并且每年各队收获的花生、黄豆,分场都要强行征收一部分。

有些单位,有的知青有思想问题,有包袱,想不开,个别人甚至自杀了。我队有一个知青患癌症死去,生前她请病假不批准,直至她死去。

我要回家,要和亲人团聚,再也不想再忍受下去了。”

这封信控诉了农场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这在版纳垦区农场却是很普遍的现象,知青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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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写作背景:云南知青
《黄金时代》写作背景:云南知青

下乡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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