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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作背景:五四运动的启蒙

发布时间:2017-11-22 08:39:09 阅读: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作者于1927年写的。它是一篇日记体裁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作者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画出女主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女性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场爱国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

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1919年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抵制日货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

五四运动对女性的影响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

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显得浅露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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