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 Q猪文学站-好书推荐平台

杨绛《洗澡》写作背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

发布时间:2017-12-06 22:12:13 阅读: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倡的。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率先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暑期学习会”,组织教职员集中学习。马寅初说,这次学习是为了让知识分子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此期间,全国18个专业会议在京召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马寅初听了这个报告,很受鼓舞,决定响应周恩来,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

1951年9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9月7日,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书面汇报了这次学习情况。并进一步说:“北京大学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在接到马寅初的正式邀请函之后,周恩来立即将邀请函转给主席,主席对北大此举十分赞赏,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有主席首肯,周恩来便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育部的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

9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亲自部署了运动的具体步骤。周恩来强调指出: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勿求速成。会议议定:一、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二、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主席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报告内容,主要是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周恩来的报告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五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最让与会者感动的是周恩来以身作则,以大国总理之尊,而公开解剖自己。

一位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马寅初说:周恩来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以这种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前一段时期的领导同志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认真对待。但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武训传》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于《武训传》批判,不会沿用《武训传》批判那样严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层用意则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即便知识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也应该对知识分子待之以礼。

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确实作用很大。知识界的人心从此基本安定,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惶恐情绪。运动的实际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样,相对于此前的《武训传》批判和此后的政治运动而言,走样还不算太离谱,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

9月29日周恩来报告之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大学也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几乎囊括了中国教育界的全部头面人物。

10月23日,主席公开表态。称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主席的这一讲话,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令。运动随即超出高校领域,向整个知识界扩展。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学习方法。文艺界头面人物几乎全部与会,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做了动员报告。全国文联还决定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

主席密切关注文艺界整风。11月26日,他在为**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文艺界整风随即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学术界不甘落后,1951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的动员大会,郭沫若院长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改造思想的号召。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号召所属成员及参加思想改造运动。

11月3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内部文件,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领导。

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文章《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12月23日和24日,主席还两次指示**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至此,一场酝酿已久、精心准备的运动很快如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只要是知识分子,无一能够置身事外。

喜欢
杨绛《洗澡》写作背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
杨绛《洗澡》写作背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

一本好的小说应该属于能够读懂它的人,文章多摘自网络,如果侵犯了你的权利请来邮件告知,谢谢!

推荐一本好书| 关于我们| 联系方式| 投稿说明| 服务条款| 版权所有 www.qzread.com,浙ICP备12009190号-1| |